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才觉出母亲确实老了，像一株树皮嶙峋、枝叶枯败的老树，再不能用阔展的羽翼替我遮蔽风雨，再也不能像我儿时那样带我出门。

      我忽然想，她已不能带我出门，我能否带她出去走走，像多年前她领着我去资水边的沙塘湾，穿行在并不繁华、却足以如奔涌的江流湿漉我眼眶与心魂的街市呢？但一想到她连我家也不去，又蓦地沮丧了。

      过了些日子，一张去中国作协北戴河基地疗养的表格搁在了桌上。手中的事儿正多，我犹豫着是否一定要去。但一眼瞥见“可带一名家属”，瞬间想起了母亲，于是端端正正在那一栏填上了她的名字。放下笔，才给她打去电话。我决心死缠烂打，想尽办法让她答应，弟妹们那儿也先打好了招呼，请他们从旁力促。电话那头，母亲果然并无兴奋，迟疑半晌，才勉强答应了。

      没想到的是，不经意间，母亲又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我的美名。表格交上去，深夜接到了省作协组联部主任娄成的电话。他将我劈头夸了半天，要旨为我是大孝子，说别人带的是妻子，唯有我带上老母亲。母亲的话题如打开了三峡的一道闸门，令他汩滔奔放，不可遏止。他回忆了自己已不在人寰的母亲。当年刚参加工作，他便将乡村老家孤身一人的母亲接到自己逼仄的单身宿舍，在旁人的侧目里相依为命多年。他说，母亲在高寿时面含微笑，无疾而终，他这辈子已毫无遗憾。末了，他叮嘱我好好侍奉我的母亲，让北戴河的风替她添延些年寿。

      遽然得了个“孝子”之名，我倒不很在意。在北戴河，母亲能否宽心、恬然，是我时刻担心的问题。或许因了我在身边，她第一次没有半点远离老家的局促和焦虑。行沙滩、登海船、爬长城、访古隘，她兴致盎然，步履如飞，丝毫不输于我，也轻易看不出她已年近古稀。只是每到黄昏，是她在老家上香敬佛的“功课”时间，她才有些怅然，像丢了什么珍稀物件，神情冷不丁暗淡下去。我心一紧，忙借故打开话题，陪她外出散步。路边马尾松抖落的轻柔海风里，她与年幼时的我掉了个个儿，安静地跟在我身后，有一句没一句拉着家常，或者听我说些作家朋友的逸闻趣事，愁云很快消散而去。

      似乎牵引出了许多遥远的记忆，同期休假的作家们都对母亲恭敬有加，又将一顶“孝子”的帽子顺手扣到了我头上。平素聚餐，杯里醇厚而烈性的北京红星二锅头空去又满，都要先敬母亲，再敬我。话题也多半围绕母亲展开。丧母多年的上海作家朱全弟，还在酒席上回忆起自己母亲的点点滴滴，眼圈里漾着酒一样的光亮。一杯烈酒仰脖倾空，他又当众认了我母亲作干娘。母亲静静感受着这一切，像北戴河风浪平静时的海面，脸上挂满微笑，额上沟壑似乎展平了不少。我也为友人们的盛谊感念着，波澜奔涌在衣衫掩饰的心间。那一晚，母亲忽然惊呼：出来八九天了！我悄然笑了。日子容易过，说明母亲舒畅、惬意，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

      岁月是一条河，人则是河流奔波的鱼，或荣耀或平凡，而每条鱼都有一个至仁至爱的母亲。母亲是每条鱼眼前如山挺拔的老鸟，无论儿女多大，永远走不出她的影子。岁月就在母亲们的阴影里，淌出了生命永不寂灭的浪花。带母亲远上北戴河，从娄成到朱全弟们，我再度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

      令我欣慰的是，浪花又激荡在了自己的下一代。我的儿子打小很依恋他母亲。读到初中，放学回家，进门第一声依旧是叫“妈妈”。他母亲不在，第二声才叫我。他课业负担重，写作业常要到深夜十一二点，完毕后偶尔不想洗澡，便怯怯地问：今天不洗了吧？我正担心他明早起不来，催促说不洗算了，快睡！他却木然不动，因为他忙活的母亲还没发话。而他母亲常说：不洗？准备把你同学臭晕？他便不声不响收拾衣物，进了卫生间。我如一缕通透的空气，被晾在一边，鼻子也歪了半边。

      其实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鼻子再歪大点。因为，雪亮的灯光下，我又想起了自己远方的母亲。

作者：张雄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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